| 心理特点的认识。如朱光潜认为，诗的境界的创造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情与景的契合，我的情趣与物的意象往复交流，便是意境创造的突出心理特点。宗白华同样也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些见解都涉及艺术创造中情感活动的特点及其与想象的关系问题。 蔡仪于40年代初出版的《新艺术论》中，对艺术的认识的特质做了新的研究，明确提出了“形象思维”的概念。他认为，概念具有抽象性和具象性二重特性，也有两种倾向，一是和表象相脱离的倾向，二是和表象相结合的倾向。由后者而形成的具体的概念，一方面经过意识的比较、分析，综合的过程，而将现实的一般的本质的属性能动地予以概括，另一方面又以所概括的本质的一般的属性为基础构成一个新的表象，或和某一表象比较紧密地结合，这种具体的概念便是形象的思维的基础。所谓形象的思维，也就是一般所谓艺术的想象。形象思维借助具体的概念可以施行形象的判断和形象的推理。形象思维是艺术的认识的基础，并由此造成了艺术的认识不同于科学的认识的特质。从认识过程来说，科学的认识主要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智性作用来完成的，而艺术的认识主要是受智性制约的感性作用来完成的。蔡仪的这些见解，以认识论为基础，科学地阐明了艺术认识的特质，指明了形象思维的特有内涵和认识机制，对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形成以及艺术认识过程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形象思维和创作心理问题，在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虽然也有所论及，但并未引起重视，而且后来又受到批判，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1月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其中肯定了“诗要用形象思维”，于是美学界、文艺界重新就形象思维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何洛、洪毅然等都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其中，李泽厚的见解不同凡响，引人注目，并形成了广泛的争论，对此后关于创作心理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李泽厚提出：(1)艺术不只是认识，形象思维并非思维。“形象思维”一词中的“思维”，只是在极为宽泛含义(广义)上使用的，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不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它是艺术想象，是包含想象、情感。理解、感知等多种心理因素、心理功能的有机综合体。用哲学认识论代替文艺心理学来解释艺术和艺术创作，是不符合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的实际的，(2)艺术的特征主要不在形象性，而在情感性。艺术的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所在。艺术创作将作者的主观情感予以客观化；对象化，艺术想象以情感为中介彼此推移，作家艺术家在形象思维中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3)艺术创作，形象思维中经常充满灵感、直觉等非自觉性现象。作家艺术家应按自己的直觉、“本能”、“天性”、情感去创作，完全顺从形象思维自身的逻辑，不要让逻辑思维从外面干扰、干预、破坏、损害它。显然，李泽厚的上述观点同以往许多论述艺术创作和形象思维的著述相比，具有鲜明的反传绕倾向，从而推动了人们对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做一些新思考。当然，由于他在论述中往往过分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它和其他方面的内在联系，也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引起较多批评和争议也是必然的。 对形象思维的深入探讨，加之西方现当代美学思潮的大量引入，推动美学界、文艺界、心理学界对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和特点展开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有一大批论文对文艺创作中情感的作用和特点，文艺创作中的灵感与直觉、文艺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文艺创作中理性与非理性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
20世纪中国审美心理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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